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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人》杂志最近发了一篇文章，标题是——

不仅仅是人工智能，中国的医药也在惊艳世界

It’s not just AI. China’s medicines are surprising the world, too

中国企业正站在更廉价、更快速的药物研发前沿

Its firms are at the forefront of cheaper, faster drug discovery

二十年前，如果你在波士顿的生物医药会议上里提到“中国药企”，大多数制药巨头会不屑一顾，彼时的中国制药行业几乎毫无国际存在感。

但现在，中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新药开发国。

从2021年到2024年，中国正在开发的药物数量翻倍，达到4391种。

快速跟进和完全原创的疗法占据了近42%的管线。

那么，中国的生物科技究竟如何走到了今天？它将走向何方？

这个故事并不简单，它的背后，是路线战略的选择，是资本市场的狂热与追捧，是AI对生命科学范式的重塑，也是中美关系的微妙棋局。

在全球制药行业的创新版图上，存在两条不同的路径——

一种是“原研创新”（First-in-Class），

另一种是“快速跟进”（Fast-Follower）。

“原研创新”是西方大药厂的传统打法。

西方制药巨头，如默克（Merck）、辉瑞（Pfizer）和罗氏（Roche），长期以来坚持“原研创新”模式。这种策略的核心逻辑是投资巨大，一个新药从实验室走向市场往往需要10-15年，耗资高达20亿美元，而最终成功上市的概率却不到10%。

这是一次豪赌，赌赢了，一款药物可以创造数百亿美元的年收入；赌输了，就意味着巨额投资打水漂，甚至影响公司未来的研发能力。

相比之下，“快速跟进”（Fast-follower）策略显得更加务实。

而中国的制药行业，

正是通过“快速跟进”策略迅速崛起的。

这一策略并不寻求彻底颠覆医学，而是基于已知的靶点、分子结构或治疗机理，优化现有药物，提高疗效、减少副作用，或是改进药物递送方式。

所以，相较于原研药物需要10-15年的研发周期，快速跟进的药物往往只需要5-7年即可上市；相较于一款原研药物可能需要25亿美元的开发资金，“快速跟进者”往往只需3-5亿美元。此外，由于其改进基于已有药物原理，临床试验的成功率也显著提升， 使得这一策略在风险控制上更具优势。

换句话说，中国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以更低的成本和更快的速度，将已有的创新成果商业化了。

例如，默克的Keytruda横扫全球PD-1抗体市场，而中国企业康方生物（Akeso）则在此基础上对分子结构进行了优化，开发出疗效更强的创新药物， 并在临床试验中展现出强有力的竞争优势。

此外，抗体偶联药物（ADC）领域也是中国企业的一个亮点。这种技术通过将抗体与化疗药物结合，实现更精准的癌症治疗。中国企业正凭借其高效的研发模式，在这一市场迅速拓展版图。

那问题来了，

为什么中国的制药行业能成功应用“快速跟进”（Fast-follower）策略呢？

“快速跟进”（Fast-follower）策略成功的背后，

是政策、市场、人才、技术和资本共同作用的结果。

2015年，药品监管机构启动了一项影响深远的改革计划。改革的核心在于效率提升——监管机构大规模扩编，仅用两年时间就清理了积压的2万份药品申请。临床试验流程也随之优化，并与全球标准接轨。

改革前，首轮人体试验的平均审批时间长达501天，

而改革后，这一数字被压缩至87天

政策的转向不仅让药品审批提速，也点燃了资本市场的热情。

生物科技从默默无闻的行业细分领域，一跃成为资本竞逐的新宠。2016年，中国生物科技企业的私人融资规模仅为10亿美元，但到2021年，这一数字已飙升至134亿美元，增长超过十倍。

一级市场的火热也外溢到了二级市场。

一个标志性的政策创新便是港交所的“18A”制度。

2018年，香港交易所破天荒地允许尚未盈利的生物科技企业上市融资，迅速催生了一批明星企业，如百济神州（BeiGene）、君实生物（Junshi）、康方生物（Akeso）等。

截至2024年，已有超过60家生物科技公司通过该规则上市，募集资金总额超过千亿港元，香港也因此成为亚洲最大的生物科技融资中心之一。

资本市场的狂热，一定程度上支撑了近年来中国生物科技企业的研发投入。

这场变革的真正引擎，并不仅仅是资本，更是人才。

事实上，早在2000年代，中国政府就已将生物医药列为国家战略重点，但直到2015年改革落地，这一战略才真正展现出爆发力。

大量海归科学家开始回流——他们曾在哈佛、MIT、斯坦福等世界顶尖实验室工作，掌握最前沿的生物医药技术，如今回国创办企业，在更具成本优势的环境中推进研发。

生物技术论文在被引用次数排名前10%中的占比

这些人不仅是技术革新的驱动力，更是跨国合作的桥梁。

他们塑造了一个更受国际认可的信任体系，让西方投资者与制药巨头对中国市场建立信心。

例如，百济神州创始人王晓东，他曾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和德克萨斯大学任教，回国后创立百济神州，如今公司已跻身全球领先的生物制药企业之列。像王晓东这样的海归科学家，正在成为中国制药行业信任体系的基石。

这种技术与人才的双向流动，也引起了西方制药巨头的高度关注。

过去三年，西方企业与中国生物科技公司达成的授权交易额增长了15倍，仅 2024年就高达480亿美元。

全球5000万美元以上的大型药物授权交易中，超过三分之一的交易对象是中国企业——这一比例是2020年的三倍。

原因很简单，西方制药企业正面临专利悬崖，预计到2030年，每年将损失高达1400亿美元的销售额，为了寻找新的增长点，他们开始向中国市场伸出橄榄枝。

这种趋势表明：

中国企业不仅是全球创新药物研发版图中的一部分，甚至开始主导某些关键领域。

当然，还有AI带来的好时代：

如果说过去几十年，药物研发是一场依赖经验与试验的漫长旅程，那么AI的到来正在让它转变为一场数据驱动的精准计算：AI不仅提高了分子筛选的效率，还能优化临床试验设计，大幅提升药物研发的成功率。

而在这个赛道上，

中国企业正在从“追随者”变成“创新者”。

比如， 百图生科由百度孵化，专注于AI驱动的蛋白质结构预测和新药研发； 华大基因则依托自身全球最大的基因测序数据库，利用AI优化个性化医疗方案； 英矽智能更是走得更远，不仅开发出全球首个由AI设计的小分子新药，并将其推入临床试验阶段。

这些公司不仅仅是在利用AI加速已有的药物开发，

更在探索如何用AI发现“完全未知的分子空间”——这才是AI制药真正改变游戏规则的地方。

而且，相比与西方玩家，

AI制药的中国路径有一些独特的地方，核心模式可以总结为：

“数据驱动 + 政府主导 + 工业规模化 ”

首先是数据：

中国的庞大人口基数，成为AI制药天然的助推器。

相比美国的3.3亿人口，中国14亿人的医疗数据，构成了一座独一无二的“生物信息数据金矿”。这不仅让AI模型训练更全面，能够覆盖不同年龄层、疾病类型、遗传背景，而且让大规模临床试验的推进更加迅速。

康方生物Akeso创始人夏瑜(Michelle Xia)曾直言： “我们的临床试验速度比世界上任何地方快两到三倍。”

数字化医疗的推进也让数据整合更加高效。

而欧美医疗数据往往被不同的机构与保险公司割裂，难以打通。而中国这种数据优势，使得中国的AI制药公司可以在更短时间内训练出更精准的AI模型，让AI更快学习到药物开发的规律。

其次是政府的力量：

在美国，生物科技行业主要由市场资本推动，辉瑞（Pfizer）、默克（Merck）、强生（Johnson & Johnson）等制药巨头依赖风投资本，推动创新药物研发。AI制药公司如DeepMind、Insitro、Atomwise，则主要与私人企业合作， 所以一款新药在美国上市后，往往需要制定极高的价格，以确保企业能够回收巨额研发成本。

相比之下，中国生物科技行业在资本市场之外，还有强有力的政府战略引导。

我们“十四五”规划中，明确将生物科技与AI列为核心发展领域，不仅提供补贴、税收优惠，还鼓励大型科技公司进入生物医药行业。

政府的支持，让中国AI制药企业能够承受更长期的研发周期，不必像西方初创企业那样受限于短期盈利压力，带来的结果是， 中国AI制药企业不仅能在早期迅速推进技术突破，还能大规模整合医疗数据，加速AI制药的研发。

此外是工业规模化：

得益于中国生物医药产业近年来已经形成了多个高效的产业集群，我们的生物制造（Bio-manufacturing）能力也早已领先全球，成为全球最大的生物药生产基地，成本远低于欧美，许多跨国制药企业已经将部分生产外包给中国。

这样高度整合的产业链，使得中国企业在大规模生物药生产上拥有显著的性价比优势，也意味着AI制药公司能够迅速获得合作资源，实现从药物发现到生产再到市场推广的一体化运作，为工业化AI制药提供了强大的供应链支持。

未来，中国的AI制药企业将AI嵌入到实际的生物实验室之中，形成自动化的新药研发体系。例如，通过Self Driving Labs，AI可以在实验室自动执行上万次实验，大幅缩短实验周期。

这一领域的突破，可能会使中国成为全球首个实现端到端AI制药工业化的国家。

当然，尽管中国在生物医药的赛道上突飞猛进，但真正决定全球生物医药格局的，并非只是制造成本或者政策， 而是谁掌握了最前沿的创新药物。

在这一点上，中国距离欧美生物科技巨头依然存在明显差距：原研药物、基因编辑、新型生物疗法等前沿领域，中国仍然依赖欧美的技术输入和市场导向。

更大的挑战是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

中美关系的紧张，给中国生物科技企业带来了额外的不确定性。美国是全球最大的药品市场，且药品价格监管相对宽松，使得美国患者成为许多中国生物科技公司的重要收入来源。

但如果贸易壁垒收紧、监管政策收缩，中国企业在美国市场的增长路径可能受到影响。

这意味着，中国生物医药行业不仅需要技术自立，更需要拓展新的市场增长点，降低对单一市场的依赖。

随着AI时代带来的科研范式的变化，生物医药领域也将进入“指数级加速”时代。如果中国企业能够在AI + 生物计算 + 精准医疗的产业链中逐步完善，中国的未来或许不再是“跟随者”，而是全球生物医药的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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