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肖潇 北京报道

在AI大模型的热潮中，出海正越来越成为目光焦点。今年以来，华为、阿里云、科大讯飞、出门问问等企业，公开宣布将大模型或AIGC应用部署到出海业务中，抢占全球市场高地。还有MiniMax、HeyGen等AI初创公司已经在海外积累一定声量，勾勒出不错的前景。

行业的普遍想法是，AI产品的语言壁垒小，加上海外用户付费意愿强，更容易跑通商业模式。但与此同时，需要对当地的市场和合规政策有更清晰的了解。

近期，“全球人工智能法律前沿专题研讨会”在北京举行，多位国内头部企业、律师、学者和欧盟专家参与。环球律师数字经济与网络数据安全业务合伙人孟洁分享了未来AI监管的挑战，她提到，出海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需要知悉国内外监管共同关注的合规要求。

孟洁认为，AI监管面临标准化、全球化、差异化、伦理化，四个方面的挑战。第一，合规规则在全球范围内呈现趋同的趋势，数据隐私保护、透明性等要求已成为各国共识；第二，单一国家往往难以独立解决大模型合规问题，需要国际合作和共建。对于国内暂无统一标准的合规措施，实践中可以借鉴国外相关规定；第三，不同行业和领域对大模型的合规需求呈现出明显的差别；第四，大模型的发展涉及社会、文化、伦理等多重维度，需要根植于社会伦理规范。

今年8月开始生效的欧盟《人工智能法案》，是全球第一部AI相关的全面性立法，自然成了讨论焦点。哪类企业可能成为第一个被《人工智能法案》“执法”的对象？现在能不能看到具体的执行方针？

欧盟委员会官员、欧盟《人工智能法案》起草小组组长 Gabriele Mazzini在会上回应了这一问题。他认为目前最实用的建议是，“无论是不是中国公司，任何希望开发AI系统并在市场中占据一席之地的大企业，都应该密切关注欧盟法规政策的动态，大部分是关于透明度方面的。”

Mazzini说，《人工智能法案》的目标之一是引导技术方探索更好的合规实践，公司需要跟随技术和实际情况随时调整，所以重要的是随时关注最新的需求。他还表示，指导方针、行为准则往往是利益相关者和欧洲监管互动的结果，企业找到与欧洲当局沟通的正确方式也很重要。

不过，Mazzini也坦言，如果涉及高风险的大模型，眼下要确定哪些是可以被接受的技术解决方案，确实非常复杂。《人工智能法案》以金字塔的形式，将AI系统的风险根据程度分为从高到低的四级风险，分别对应不同义务。

Mazzini解释，诸如训练数据摘要、技术文档等要求都还需要更具体的说明，接下来欧盟的《人工智能法案的行为准则》可能会成为第一个合规工具——它会解释企业要如何证明自己遵守了《人工智能法案》，并提供一些实践模板。《人工智能法案的行为准则》起草工作已经在今年7月底开始启动，Mazzini透露，目前有四个小组在研究不同的主题，目标是在明年4月前公布。

这类行为准则（code of practice）在欧盟的数字领域监管中越来越常见，比如此前发布过《打击在线非法仇恨言论行为守则》或《虚假信息行为准则》，用来解决互联网平台的内容审核、虚假信息问题。

欧盟的治理规则与国内有哪些异同，换句话说，可能对国内企业有多大影响？同济大学助理教授、上海市人工智能社会治理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朱悦认为，如果是“有限风险”的大模型，总的来说，国内监管和欧洲监管方式还是共识大于分歧。

目前国内的AI治理，主要是依托《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三架马车，在深度合成、算法推荐技术、生成式AI领域进行专项治理，并不断细化。近期公开的《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征求意见稿）》，进一步明确了AI标识的规则。

不过环球律师事务所律师杜畅也指出，中国、欧盟、美国关注的AI风险各有侧重。“在我国三驾马车之上，我们更关注的是社会化风险——更具体的说是内容风险，舆论治理是一个主要抓手。欧盟考虑的AI风险相对全面，而美国更关注歧视性的风险，以及风险发生后带来的实际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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