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唐凯兰

12月9日是数以十万计的广州打工人的“黑色星期一”——他们在早高峰乘坐地铁赶往公司上班时发现，被堵在了地铁安检门，拥挤的队伍甚至排到站台外的地面。原因只有一点，地铁安检执行了新的安检政策，不仅“人过门，物过机”，随身带的充电宝和水要接受人工安检，口袋里要掏空给安检员检视。

大概10小时之后，这项苛刻的安检新政被废，9日晚高峰已经如常。新快报记者12月10日在广州三号线、五号线多个站点实测，发现已经不用再接受比坐飞机还要严格的安检，地铁乘车的节奏恢复了。

到目前为止，人们并不清楚地铁安检加码的具体原因。一些未经证实的坊间传言说，地铁安检被有关部门暗访发现了漏洞，作为应对之策，安检于是提高了戒备，上马一套加强版的安检流程。

这个说法至今没有得到任何部门证实，也许是真，也许是假。但涉及两三百万地铁客流的一项安检新政确实短暂存在过，虽然它不知何以起，没有人认领，地铁公司在发言中也谨慎表态，但结果却是，民众对着空气痛骂，直到新规退缩。

这是一个非常令人困惑的事，如果地铁安检升级是必要的，那就应该有正儿八经的政策说明，列明升级的必要性。如果在执行后，发现新规有不符合实际的地方，那就公开说明调整的必要。可影响大半个城市出勤人口的公共安全政策，来去就像儿戏一样，很难不让人怀疑负责公共安全决策者的水平。

地铁安检有其必要性，不过安检究竟要执行到什么地步，即度的问题，始终需要平衡太多因素，大致是在安检投入、安全筛查、市民义务及通行效率几个主要变量之间求取最大公约数。

理论上讲，要做到万无一失，安检投入应该无限大，市民应该绝对服从，不惜牺牲自己时间，公共交通也牺牲效率来配合。可在现实中，如此不惜成本的安检，除非城市陷入某种紧急状态，否则想都不要想。

广州地铁安检的短命新政，本质上就是不顾这种平衡，在不扩大安检投入的前提下——比如相应增加安检机、增派安检员——却将安检成本甩给百万量级的出行市民，大大地降低地铁通行效率。

稍微想一下，这种安检强度在常态下难以维系，安检新政成为“拍脑袋”规定快速流产，也是喜闻乐见的。

安全投入不可能无限制，它的沉没成本非常高，一些国外地铁不设安检，就是从这个经济规律出发，做出的适当让步，也就是容忍一定的乱象。那种追求绝对安全、不容丝毫闪失的公共安全观念，已经搅动了巨大的资源投入，某些大城市的地铁安检成本已经占运行成本的大头，一旦财政无力承担，就会出现滑坡，前面的投入等于零。

公共交通受累于公共安全的过度追求，无论财务成本还是时间成本，都由民众分担，这个不能说是公平合理的决策模式，广州地铁安检的短命新规，再次证实这一常识。

朝令夕改，或许让坐地铁的广州人松了一口气，可那些出台这个短命新规的部门及个人，若真为公共安全着想，都要听听全城的骂声，而不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或者换个地方、换个时机再来一遍。

也许，导致广州地铁新政撤回的原因，不是市民的怨声载道，而是升级之后的安检拦截了更多人拥堵在安检机前，聚集在一起的人群构成新的安全隐患，最终让决策者两害相权取其轻，继续维持安检旧规。

可以想象，负责公共交通安全的官员，与依赖地铁出行的市民，两下焦虑的东西，将继续并存在安检这个环节，有没有最优解，谁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