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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时代的写作意味着什么？或者说，既然AI写得又快又好还能自我迭代，写作还有必要吗？

2001年，东野圭吾写了一篇讽刺小说《超·读书机器杀人事件》。某知名书评家眼看又拖到截稿日仍没来得及看完新书，这时有人上门推销所谓“高机能读书机”。在机器内丢入一本书，十分钟后就输出了一份完美的梗概。机器还能自动撰写书评，并且有“尖酸刻薄”、“花言巧语”、“阿谀奉承”、“诚实耿直”等选项。书评家大喜过望，买下这个机器交差。之后的日子里，越来越多书评家开始借用阅读机代写书评，甚至参与推理小说评奖。研发公司又推出了面向推理小说作者的写作机。故事的最后，公司已经在开发面向读者的“阅读心得撰写机”了。

东野圭吾只是想借这个荒诞的设定讽刺书评与读者圈不读书的现象，并非有什么科幻的兴趣。而20多年后，已少有人怀疑AI的阅读与写作能力。硅谷投资家Paul Graham写了一篇短文《写作者与无力写作者》探讨这一现象。不同于东野的黑色幽默，Graham的笔触更为严肃悲观，或许是因为他所刻画的不是小说，而是正在飞速迭代中的现实。

Graham认为，AI的发展将最终完全替代所谓的“中等水平写作”。随着写作这项普遍技能的退化，人类将分化为极少部分专业写作者与完全依赖AI生成内容的大众。技能退化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并不少见，比如大部分工业社会已经不需要铁匠。然而，写作技术的退化要恐怖得多：他引用Leslie Lamport的话：写作者与无力写作者，实则对应着思考者，与无力思考者。

Graham未解释为何写作与思考存在强相关。这点可以分两个层面来理解。

一是思考与说话乃至广义的表达之间的关系。人们直觉上往往认为，思考先于表达，说话也好、写作也罢，不过是把脑中那个抽象的思考过程誊写出来。不过不论是哲学、语言学还是神经科学都表明，二者的关系可能恰好相反。用林语堂的话说，人并非因为思考而说话，而是因为说话而思考。这点如果接触过失语症患者可能更容易理解，最初病人只是失去语言能力，还能用手势、符号进行代指，但逐渐地，他用这些语言积木所搭建的思考模式也会轰然倒塌。

第二，同样是表达，写作优于口语倒不是因为书面语更文雅艰深、口语太过通俗，而是因为口语的输出模式是线性的，进而导致在组织语言时的逻辑也是线性的。同一件事在撰写时，可以考虑前后文的呼应关系，如何铺陈、起承转合，但口语的即时性不允许人们这样思考。口语与写作的关系，有点像钢笔与毛笔。钢笔少了毛笔提按粗细这一维度，口语也少了写作组织非线性结构的维度。

但表达总是胜过沉默。一手漂亮的钢笔字，或者一个善于口头交流的人，你很难说这是一种缺点。写作只是一种能承载更复杂思考的表达方式。

好作家拥有一条能“言人之所欲言”的舌头。徐文长就是如此。据说汤显祖看过《四声猿》感慨：“安得致文长而生拔其舌！”拔舌本不算什么好词，汤显祖这里贬义褒用，意指其嫉妒徐渭舌灿莲花的才华，恨不能生拔其舌。

在自媒体时代，这样的“好舌头”也不少见。早在AI出现之前，就流行形形色色的“嘴替”，或者“三分钟读完×××系列”，不想“花时间”、懒得“动脑子”对相当一部分受众是刚需。AI不过是放大而非重塑了这一点。然而嘴替走向极端，变成了“言人之所欲听”。受众看似接受了五花八门的各种信息输入，不如说是在信息茧房中一遍遍地自我复制。自媒体并没有让沉默者发声，而是塑造出了一种发声的沉默。这沉默太过嘈杂，让人无暇思考他到底说了什么。

在这个意义上，拔舌一词又回归了其本意。佛教中第一层地狱就叫拔舌地狱，关押的是“挑拨离间，诽谤害人，油嘴滑舌，巧言相辩，说谎骗人”之辈。“嘴替”受众虽未参与上述行径，却也失去了自主发声的能力与意愿——犹如拔舌之苦。网络时代的人们，线下交流减少，又习惯于“沉默输入”，如AI再省掉为数不多不得不输出的机会，写作与思考的退化也就不可避免了。

说了这么多，写作是什么呢？我想这个问题就像“为什么要思考”一样，很难有标准答案。我只能分享我的体验。对我来说，写作是我给自己拍照的方式。我从小有种拍照羞耻，长大后虽然好一些，但到底比不上少男少女那样能肆意在镜头下展示自我。而写作就是我的自拍。写随笔，写时评，写段子，写模糊的梦，写记不了几天的日记。重看这些文字时，有时觉得太过稚嫩，有时觉得不愧是我，不论怎样总能想起那个写作的当下，自己的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