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前夕，一场围绕“红包”的攻防战，将中国互联网“小院高墙”的荒诞逻辑推至台前。腾讯旗下AI应用“元宝”携十亿红包高调入局，试图重现当年微信红包的爆发神话，然而上线仅三天，其分享链接便被微信以“诱导分享”为由封禁。

微信公关总监那句“发起疯来自己都打”，看似自嘲，实则宣告了平台规则在执行中的绝对权力——哪怕对象是自家战略级产品。

随后，阿里“千问”等竞品也遭遇同样命运，链接被屏蔽，只得转用“口令红包”迂回求生。然而战火并未停歇：部分用户发现，就连这些口令在微信对话框内也无法正常复制。一场三天后执法的铁面无私到快速执法的滴水不漏，彻底将互联网定刘公司小院高墙的地主思维暴露无遗，这里虽然说的是腾讯，但是很抱歉的是我说的是在座各位互联网公司都是——**。

这早已无关用户体验，而是一场关于流量控制权的赤裸展示。它折射出过去十余年间，中国互联网巨头如何以“安全”与“体验”之名，筑起一座座数据、流量与生态的“围墙花园”。这些高墙，正悄然扼杀创新、捆绑用户，并侵蚀整个数字经济的生命力。

“一视同仁”的铁拳

平台规则，本应是维护生态健康的准绳，如今却更像统治者手中的权杖，其解释权与执行权高度集中，充满了模糊性与选择性。

腾讯元宝的春节活动，从设计之初就充满了“社交裂变”的基因——分享增加抽奖次数。这无疑精准地踩在了微信《外部链接内容管理规范》的红线上。

因此，当封禁发生时，一切显得“合情合理”。微信以“一视同仁”的姿态，向外界展示了其维护平台生态的决心，哪怕对象是腾讯CEO马化腾寄予厚望、意在“重现微信红包时刻”的战略级产品。

但这场“规训”的真正高潮，在于后续的连锁反应。当元宝和阿里千问被迫转向“口令”这一古老形式求生时，微信再次亮剑。用户发现，这些包含特定字符的口令信息，在微信对话框中竟一度无法长按复制。一个操作系统级别的基础功能，被一个应用软件所“劫持”，用以阻断信息的自由流动。这不再是“管理”，简直是精准到像素级别的“绞杀”。

这场闹剧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真相：在超级平台的领地内，所谓的“开放”是带有引号的、被恩准的。流量的阀门牢牢掌握在平台手中，何时开启、何时关闭、流向何方，全凭平台意志。任何可能挑战其流量分配权、或试图在其体系外建立循环的尝试，都将面临无情的打击。

高墙之害

“小院高墙”的危害是系统性的，它将一个本应开放、互联的数字空间，切割成一个个互不相通的孤岛，最终为此买单的，是所有身处其中的用户、开发者与商家。

壁垒最直接的后果，是增加了创新的成本与风险。一个初创产品，即便拥有颠覆性的技术或模式，也必须在巨头的流量生态中“选边站队”。若想在微信的社交土壤中传播，就必须放弃与阿里、字节的深度链接。这种“二选一”的困境，迫使创新者将大量精力耗费在如何绕过壁垒，而非打磨产品本身。

长达数年，用户无法在微信中直接打开淘宝链接，为了完成一次简单的商品分享，用户被迫复制一长串由平台精心加密、夹杂着各种符号的“淘口令”或“抖音口令”，再切换应用打开。这种形如“火星文”的乱码，是互联网走向割裂的耻辱印记，是技术为了突破人为壁垒而进行的悲哀“异化”。它极大地损害了用户体验，制造了无数无效的点击和跳转，形成了巨大的“数字摩擦成本”。

快手，一个借助淘宝、京东等外部电商链接完成早期流量变现的短视频平台，在羽翼丰满后，于2022年悍然切断了淘宝和京东的外链，强迫商家在快手小店开店，构建自己的电商闭环。这种“过河拆桥”式的操作，将曾经的合作伙伴拒之门外，损害了商家的多平台经营自由，也限制了消费者的选择权。这是一种典型的“自我优先”发展模式，短期内看似巩固了自身利益，长远看却破坏了开放合作的商业生态。

绑架用户，剥夺选择权利

在“小院高墙”的逻辑下，用户不再是自由的个体，而是被圈养在各自生态内的“数字资产”。平台通过控制信息流、支付渠道和账号体系，将用户牢牢锁定在自己的花园内。

尽管在监管推动下，支付互联互通已取得进展，微信支付与支付宝可以通过银联云闪付间接扫码，但核心场景的壁垒依然坚固。多年来，在淘宝、天猫等阿里核心电商平台，用户始终无法使用微信支付。

反之，京东、拼多多等腾讯系应用也长期将支付宝排除在外。支付，作为交易的最后一环，成为了巨头们巩固护城河、阻止用户“外流”的终极关卡。用户被剥夺了使用自己偏好支付方式的权利，被迫在不同支付工具间切换。

即便在2021年工信部要求“解除屏蔽”后，平台间的链接体验依然充满障碍。从微信中打开抖音或淘宝链接，通常会先弹出一个安全警告页面，增加操作步骤；更重要的是，用户往往只能浏览当前分享的内容，无法在该页面内自由跳转到应用的其他部分，形成一条“单向街”。平台通过这种设计，既“响应”了监管，又最大限度地防止了自身流量的外泄，用户的体验和选择权被再次牺牲。

市场僵化与自身衰弱

当流量、数据和用户被锁定在少数几个巨头的围墙内时，市场的公平竞争环境便荡然无存。领先者可以轻易地利用其生态优势，打压潜在的竞争对手，导致市场活力下降，最终形成事实上的垄断。

自2018年起，腾讯便通过微信和QQ对抖音的分享进行限制，字节跳动为此在2021年以“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为由起诉腾讯。这场诉讼，是中国互联网反垄断进程中的标志性事件。它揭示了即时通讯工具作为基础设施，其运营者如何利用市场支配地位，对新兴的竞争者进行流量封锁，从而维护自身在社交和内容领域的霸权。

这种利用基础设施地位进行的“降维打击”，使得新进入者难以获得公平的起步机会，整个行业的创新动力都受到抑制。市场不再由产品优劣决定胜负，而由谁掌握了流量入口决定生死。

然而，这种“圈地封王”的策略是一把双刃剑。腾讯固然能让自家项目在流量的温室中安然生长，但也恰恰是这种“保护”导致其产品战斗力低下。从微视到视频号，从应用宝到元宝，无数被寄予厚望的“亲儿子”们，习惯了内部输血，一旦走出高墙，面对在残酷市场中拼杀出来的对手，便显得弱不禁风。封闭的生态，在抵御外敌的同时，也阉割了自身的进化能力，最终养出了一批“温室里的巨婴”。

何时告别围墙

近年来，从国家监管层面到行业自律，破壁的呼声与行动从未停止。2021年，工信部召开“屏蔽网址链接问题行政指导会”，明确要求各平台限期解除屏蔽，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效果是有限的。

从元宝的“红包劫”到口令的“复制禁令”，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商业竞争的残酷，更是一个时代的尾声。那种依靠封锁和壁垒来维持增长的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它与用户对便捷体验的渴望背道而驰，与监管层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背道而驰，更与互联网诞生之初“开放、平等、协作、分享”的精神背道而驰。

巨头们必须认识到，真正的护城河，不是高耸的围墙，而是持续创新的产品、无可替代的服务和开放共赢的生态。当平台将重心从“圈地自萌”转向“价值共创”，当流量的活水可以在整个数字经济的原野上自由流淌，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创新力的互联网新纪元才会真正到来。拆掉围墙，不仅是监管的要求，更是时代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