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AI接手健康，医生会被取代吗？

2025年12月，蚂蚁集团宣布将旗下AI健康应用AQ品牌升级为“蚂蚁阿福”，其定位从AI工具转向AI健康朋友，为用户解决生活中基础、常见的健康疑问，让日常生活和医院之间的中间需求也被照顾到。尽管该款产品聚焦于健康领域，但蚂蚁集团副总裁、健康事业群总裁张俊杰强调：阿福的回答，并非医疗诊断，也永远不会替代真人医生。

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健康信息学副教授、哲学家夏洛特·布利斯（Charlotte Blease）质疑真人医生是否真的不可替代？在“医生是可替代的吗？”一文中，布利斯写道：西方国家的医生们大多疲惫不堪，抑郁低落，这也影响了他们做出专业可靠的医疗诊断。在美国，大约一半的医生反映自己出现职业倦怠。在英国，40%的医生表示自己每周至少有一次无法为患者提供足够的医疗照护，三分之一的人认为自己难以应对工作负荷。

与此同时，患者的需求节节攀升。人口增长、老龄化，与癌症、糖尿病、痴呆等慢性疾病共存的疾病患者越来越多，使得形势更加严峻。到2030年，全球预计将面临约一千万名卫生工作者的短缺。在欧洲部分地区，已有数百万人缺乏全科医生（初级保健医师）。人员短缺与压力交织，职业倦怠与身心疲劳，这些因素都与诊断、治疗错误和用药错误息息相关。

然而，即使在医疗资源最充足、医护人员最为敬业的医疗系统中，这些问题也无法根除。疲惫和过度劳累会加剧错误，但更深层的原因在于，人类是有局限的生物。我们会遗忘、会误判、会过度自信；我们的情绪、偏见和盲点会影响我们所看到的一切，以及我们对事物的判断。职业倦怠会加剧这些弱点，但它并非这些弱点的根源。这些弱点根植于人类的心理，这种心理在远古时代的小型原始族群中发挥过积极作用，但在如今这种高风险、信息爆炸、需要同时处理多项任务的现代医学环境中却显得力不从心。换句话说，即使是最好的医生也是凡人——犯错在所难免。

一个被许多人忽略的事实是：医疗差错是全球领先的致死因素之一。在美国，每年有约80万人因诊断错误而死亡或永久残疾。许多人寄希望于技术进步来消除这些错误：如果人为错误不可避免，或许机器可以弥补这些错误。一种常见的设想是人机协作：算法为医生提供建议，人类之手指导治疗。这是一场医生与机器的合作，而非对抗。

在大部分的想象中，医生仍然是医疗过程中必要的一环。他们本身就处在这个被审视的体系之中，当然希望自己不可替代。但布利斯指出，如果医学的目的是为患者提供护理，那么真正的问题不在于谁拿着听诊器，而在于谁（或者什么）能提供安全、可靠和公平的医疗结果。

作为最为相关的专业人士，医生似乎应该是决定“机器人医生”能否，或是否应该取代他们的人。但不容忽视的是，医生的收入、地位，自我认同等都与这个问题密切相关。历史表明，那些最关心自身生存的人，往往不是判断自己是否不可替代的最佳人选。

为了获得更为全面的视角，我们必须走出诊室，去了解局外人的视角。独立观察者能够注意到内部人士可能忽略或故意回避的问题。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借鉴多种视角：哲学、社会学、心理学，以及患者自身的视角。所有这些人都可能更有资格探讨医学的目的是什么、效果如何，以及谁或什么能够最好地实现医学的目标。

从心理学的角度出发，医生这一职业本身就需要自信和权威性，但这并不能保证准确性。临床医生被迫做出快速、高风险的决定。自信，甚至是过度自信，是医生这一角色固有的特质。问题在于，自信并不能保证诊断的准确性。一项针对重症监护患者的研究发现，那些“完全确信”自己诊断的医生，其诊断错误率高达40%。更糟糕的是，随着经验的积累和对临床判断更为熟悉，医生往往会减少与同事的讨论，更少寻求第二意见。权威可能会演变成过度自信。矛盾的是，患者们也更喜欢自信果断的医生，后者能更让人安心。因此，正如一位病理学家所说，医生们“行走在一种错误的乐观主义的迷雾中”。

几个世纪以来，我们一直活在“医生不可替代”的神话之下。医生不仅是治疗者，也是文化符号：身体的世俗祭司、生与死的守门人、疼痛的阐释者。我们向他们求助，不仅为了接受治疗，也为了获得安慰、仪式感，甚至一丝超越性的体验。然而，这种神话模糊了我们的判断。当我们坚持认为“只有人类”才能提供照护时，很多时候不过是无法想象另一种安排。

另一大问题是对于误诊的淡化和否认。在小说《老实人》中，法国启蒙哲学家伏尔泰曾嘲讽他笔下的潘格洛斯博士，这位博士坚持认为，无论现实多么糟糕，我们都生活在“所有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世界”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医学界也经常采取这种潘格洛斯式的立场，轻描淡写或回避承认自身的错误。

医生尽量减少自身错误的本能可以理解，但也暴露了一些问题。研究表明，当面对错误数据时，医生比患者更有可能认为这些数字被夸大了，或认为错误只会发生在“其他医生”身上。例如，外科医生总是低估自己的并发症发生率。这种看似否认的态度实际上是保护自身职业身份，或许也是为了能继续行医的一种防御机制。在医学领域，过度的谦逊反而会让人难以坚持下去。医生经常告诉我，他们的错误让自己耿耿于怀。更残酷的事实是，许多错误都未被发现，也未被承认。

这种防御心态也延伸到了创新领域。医学界曾一再抵制那些挑战现有理论和实践的观点——麻醉、消毒剂、疫苗，甚至洗手最初都遭到蔑视。外科医生曾经反对麻醉，因为他们担心麻醉会削弱他们来之不易的快速手术技能，其代价是患者在痛苦中挣扎。

医生对于行业的保护导致一系列其他问题：在美国，执业护士与医师助理在法律上能承担初级保健医生90%的工作。研究显示，由执业护士照护的患者往往报告出相同甚至更高的满意度。但医生团体却始终游说限制他们的自主权，美国医学会每年耗资数千万美元以维护医生的主导地位；英国医学会持续反对扩大医师助理的角色，声称他们威胁到医生的“独特角色”。与此同时，数以百万的患者无法获得任何及时的照护。

患者在法律上有权获取自己的医疗记录，但当英美主管机构试图让在线访问成为常态时，专业团体却予以抵制。医生警告说患者可能因此焦虑、困惑、或浪费就诊时间，这一切并未成为现实。令人不安的是，五分之一的患者在自己的病历中发现错误，其中一些相当严重。

这一切并不意味着医生是反派：绝大多数医生都敬业、才华横溢、富有同情心。不过值得思考的是，医学影响力的一部分，建立在学者理查德·萨斯金德与丹尼尔·萨斯金德所称的“职业界的宏大契约”之上。在著作《职业的未来：技术将如何改变人类专家的工作》中，两人指出，社会给予白领职业声望、地位与优厚报酬，作为交换，他们必须兑现专业能力与伦理操守的承诺。医生享有诊断与治疗上的垄断地位，并通过执照与监管控制进入这一职业。作为回报，公众信任他们会以患者的最大利益为先。然而，上述这些行为表明，医生保护的更多是行会利益，而非公众利益。

那么，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新模式能否做得更好？

医生群体认为：人工智能缺乏所谓的“判断力”。它没有直觉、没有预感、没有本能或预知能力，也无法体会患者的感受。麻醉师罗纳德·德沃金（Ronald Dworkin）的观点很好地概括了这种看法，他写道：由于人工智能缺乏直觉、怀疑、本能、预知和感受，因此它缺乏人类意义上的判断力。它只能处理抽象概念——也就是文字。它永远无法理解文字背后的含义。它永远无法深入事物的本质。

但这些人类医生特有的判断力，最终为患者带来了什么结果？一个因胸痛剧烈而来到急诊室的人并不关心诊断是来自人类直觉还是算法；他们只关心诊断是否准确、是否快速得出，以及是否能得到正确的治疗。

当然，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很多人都习惯了熟悉的就医流程——候诊室的仪式感、白大褂所代表的权威、医生令人安心的语调。其中一些只是习惯使然，并非出于真正的偏好：我们接受这些流程，是因为我们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做的。患者或许喜欢这种熟悉感，但最终当诊断被延误或误诊时，他们更关心的不是诊断是由和蔼可亲的医生还是计算机界面提供的，而是自己能否得到准确的诊断、有效的治疗与有人情味的照护。

真正迫切的问题并非是人工智能能否取代医生，支持与反对的证据很快都会浮现。问题在于我们是否愿意解放自己，摆脱那些束缚医学、使其受制于自身局限性的迷思，设计出能更好服务患者的流程和系统。如果人工智能医生要发挥作用，它不应该是白袍加身、模仿祭司的存在，而会是更广泛反思的一部分，即医学的目的何在、应该服务于谁。重点不在于维系某个职业，而在于重新构想一种实践方式。

2026年世界新秩序：一种英国视角

2026新年伊始，美国总统特朗普悍然下令美军采取特别行动，直接抓获了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及其夫人。这一充满好莱坞式张力却又极具破坏性的单边军事行动，瞬间让原本就脆弱的国际秩序陷入了失语。

这是“民主的胜利”，还是“帝国主义的回潮”？当全世界都在为这一突发事件震惊、站队或愤怒时，我们需要一种更深层的解读框架。就在抓捕行动发生的前一天（1月1日），由前英国保守党内阁大臣Rory Stewart和前工党首相策略主管Alastair Campbell主持的播客The Rest Is Politics跨年特辑，为我们理解这一看似荒诞的2026“开年大戏”提供了注脚。

Rory和Alastair是真正的英国政坛“局内人”。两人虽然立场不同（“agreeably disagree”），但都在探讨如何务实地解决问题（如经济增长、能源政策），而不是简单的党派攻击。在本期播客中，他们从英国国内政治延伸到全球地缘政治，讨论的维度涵盖了金融霸权、历史叙事战争和文明冲突。

西方失去价值观优势

关于“世界新秩序”的讨论始于对节目过去一年预测局限性的反思。Rory指出人们往往过于“西方中心主义”，只关注美欧，而忽视了非洲、拉美和东南亚。同时，他警告了“黑天鹅事件”（如无人机技术突变、气候灾难、AI失控）可能打破线性预测。

Alastair引入了芬兰总统亚历山大·斯图布（Alexander Stubb）2025年12月在《外交事务》上提出的“三领域”（Three Spheres）论述。这一论述指出，世界早已不是美苏式的两极对抗，而是分裂为：传统的西方、传统的东方，和全球南方——这部分往往被忽视，但将是地缘政治博弈的关键。

Rory分析了全球南方（如印度、海湾国家）是否能形成“第三条道路”。虽然他认为只有20%的可能性，但他探讨了非西方国家建立独立于美元和美国科技之外的“不结盟基础设施”（如金砖国家货币、独立科技平台）的可能性。

他认为，目前看来，面对特朗普式的美国，世界可能不会形成一个团结的反美集团，而是呈现出一种“混乱、悲观”的碎片化状态，各国（如阿根廷、匈牙利）可能被美国逐个击破。

Alastair指出，尽管特朗普在乌克兰等具体问题上反复无常，但他反全球化、反自由贸易、亲俄的大方向从未改变。

Rory提出了一个深刻的观点：特朗普的当选和行为（腐败、破坏规则、唯利是图）摧毁了西方自1945年以来建立的道德高地。他说，过去西方即便虚伪，也要维持“民主、法治、人权”的人设。现在，中俄可以指着特朗普说：“看，我们早就告诉过你，西方所谓的规则只是为了金钱和权力。”这让西方在与中俄争夺全球南方民心时，失去了最有力的武器——价值观。

历史叙事的武器化

Alastair Campbell 进一步补充道，2026年将是“历史叙事战争”的高峰。随着美国展现出越来越强的不可预测性和破坏性，利用这种恐慌，西方被描绘成新的“纳粹”或“殖民者”。

欧洲必须“断奶”

面对这种局面，两位主播得出了一个痛苦但必然的结论：欧洲必须“断奶”。

Rory 认为，欧洲必须正视“来自美国的威胁”。他认为欧洲（包括英国）必须痛苦地切断对美国的依赖。目前的欧洲在金融（美元体系）、国防（北约）、科技（AI、云服务）上完全依附于美国。如果特朗普利用这些作为武器（如利用美元制裁欧洲），欧洲将毫无还手之力。他主张：2026年必须是欧洲觉醒的一年，英、法、德等国必须建立一个真正自治、独立、有对冲能力的集团，不再听命于华盛顿（无论是关于乌克兰驻军还是经济制裁）。

Alastair的结论是停止对特朗普的谄媚，通过历史与真相进行反击。他希望世界各国领导人停止对特朗普的阿谀奉承（sycnophancy），不再将这种破坏制度的行为正常化。他呼吁在欧洲内部彻底揭露右翼民粹主义的本质，并在全球范围内更积极地讲述西方的历史和价值观，以对抗中俄的叙事渗透。

播客提到了德国极右翼（AfD）的崛起（在某些地区支持率达40%）令人震惊。两位主播都寄希望于德国基民盟领袖弗里德里希·默茨（Friedrich Merz），认为他是欧洲目前最可靠、最严肃的领导人，希望他能稳住欧洲的阵脚。

在两位主播眼中，2026年新秩序是一个“后美国时代”的开端：西方道德光环褪色，全球南方成为争夺焦点，而欧洲被迫在“依附美国”和“独立自主”之间做出痛苦但必须的生存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