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过去二十多年，中国一流大学经历了高速发展阶段：从学习世界、追赶世界，到不断逼近世界大学排名前列，“建设世界一流大学”逐渐从一种目标，变成一种现实。但当越来越多中国大学进入全球前100、前50之后，一个新的问题也开始浮现：为什么越往前走，越难了？曾经行之有效的路径：引进人才、对标国际、强化绩效、冲击排名等方式在持续发挥作用的同时，其边际效应也在逐渐减弱，甚至开始显现出一定的结构性约束。尤其当中国大学逐步进入与世界顶尖大学“最后最小差距”的竞争阶段后，原有依赖模仿、借鉴与快速扩张的发展逻辑，已经难以继续支撑新的跃升。排名增速放缓、原创突破不足、内部发展失衡、青年教师压力上升等问题，也开始成为一流大学建设过程中越来越无法回避的现实。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学院刘少雪教授以“后发优势”与“后现代化”理论为切口，重新讨论中国一流大学在“后追赶时代”面临的发展转向：当排名增长开始放缓，当绩效逻辑遭遇瓶颈，当AI不断冲击传统大学形态，中国大学究竟该如何跨越“最后最小差距”？

后追赶时代我国一流大学发展模式探析

自20世纪末我国政府提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目标以来，我国一流大学建设取得了辉煌成绩。从排名意义上说，当前我国部分一流大学（不含港澳台地区大学，如无特殊说明，下同）已成功跻身世界大学排名注：如无特殊说明, 本文所指的世界大学排名特指“世界大学学术排名”（ShanghaiRanking's Academic Ranking of World Universities,简称ARWU） 的前100、前50，甚至前30名；在世界前500名大学中，我国已有91所入列，成为仅次于美国、拥有世界高水平大学第二多的国家，从数量上比并列位居第三位的英国、德国多1.6倍；相应地，随着我国越来越多的大学进入更前的位次序列，美、英、德三国在相应层级的大学数量在明显减少（详见表1）。可以说，中国大学的崛起，在世界一流大学的百舸争流中有力挤压了美英德等传统高等教育发达国家的原有份额，中国成为与世界传统高等教育强国竞争更多更前一流大学的有力竞争者。

表1 2003-2024年间我国与美英国家拥有世界500强大学数量（单位：所）

数据来源：https://www.shanghairanking.cn/rankings/arwu

从表1中可以看出，首先，在过去的20多年中，我国一流大学在世界前500名大学排名中的位次水平发生了明显改变，从20年前仅有9所处于200－500名之间的大学，到目前除前20名大学中尚未有我国大学外，其他各层次均有超过英德国家的大学数量。其次，从我国一流大学在不同时期处于前500强大学中的排名区间分布上看，呈现由较低位次台阶向较高位次台阶数量依次减少的金字塔结构，且随着进入较低位次台阶大学数量的不断增加，处于塔尖位次台阶的大学数量在继续增加、位次层级在逐渐上升。第三，随着我国进入各位次层级大学数量的快速增加，美英德三国相应层级的大学数量都在快速减少，其中以美国的减少速度最快，500强大学的总体数量减少了29%，英德两国的减少份额分别为16%和20%；但由于我国一流大学尚未进入前20强，因此美英两国在这个层级上占有95%整体份额的局势没有变化，表明我国与传统高等教育强国之间的一流大学竞争目前还没有进入到顶尖层次。

支持过去20多年我国一流大学获得快速发展的“秘诀”已有很多分析，总结起来主要有两点：一是来自政府的强有力的办学经费保障，二是大学精准发力的办学导向。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策略，是以追赶现成的世界顶尖大学为目标。而老牌世界顶尖大学的成功经验较大程度地降低了我国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探索性成本，“参考”“借鉴”“引进”是过去20多年间我国一流大学描述发展策略和改革举措的关键词。当前我国一流大学尤其是若干所顶尖大学与世界顶尖大学之间的差距已经越来越小、甚至在某些关键指标上还有反超的情况下，是否还能继续沿用前期成效明显的发展策略，成为摆在我国一流大学领导者和管理者面前的一个重要且难以回避的新问题。为此，本文以后发优势理论和后现代化理论为切入口，试图对后追赶时代我国一流大学的发展策略做简略分析，希冀对未来的建设思路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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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理论介绍

（一）后发优势理论

后发优势理论最早由美国经济学家格申克龙(Alexander Gerchenkron）提出，后来又经若干学者发展补充而成。该理论认为，相对于经济发达国家，经济落后国家可能会因为其与发达国家的巨大差距，而具有部分明显的发展优势。具体来说，这些优势包括：（1）后发国家可以充分比较、借鉴参考不同发达国家的不同经验，以绕过不同发达国家曾经遇到的某些困难障碍，以较小成本决定最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2）后发国家可以通过引进先进技术、设备、人才、制度等，减少先期的探索、研发及培养成本，越过发达国家曾经历过的某些中间阶段，以非连续的“蛙跳”方式和井喷式启动，直接进入较为接近发达国家的技术设备阶段，快速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3）一个国家经济越落后，就越强调生产资料而非消费资料的生产，发展策略与目的间的关联程度高；（4）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巨大差距易于激发后发国家强烈的赶超意识，成为后发国家追赶发达国家的国家/民族性合力。

但该理论也发现，当后发国家的经济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具有一定创新能力的前提下，后发优势会逐渐消失，原因包括：一方面曾经从技术设备、人才、产品标准等各方面给予“慷慨”支持的发达国家会逐渐转变对后发国家的态度，保护主义和技术壁垒是最常见手段；另一方面后发国家的模仿借鉴效益会明显下降，甚至可能因为已经形成的路径依赖阻碍后发国家从模仿转向自主创新，此时后发国家不仅没有了后发的优势，反而可能再次拉大了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如此，后发国家需要在技术、设备、人才、经验等各方面已有一定积累的情况下，逐渐转变发展动能和策略，从依赖发达国家的现成技术经验转向依靠内部自主创新，直面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竞争，才能彻底消除与先发国家之间的“最后最小差距”。

后发优势理论很好地解释了模仿、引进、借鉴等策略在快速缩小我国一流大学与发达国家世界一流大学之间差距中的作用意义，其中特别重要的是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后追赶时代我国一流大学所面临的发展形势和路径依赖危机：从追赶到并跑乃至领跑的不同时期，我国一流大学在经历发展速度变化的同时，其他国家一流大学所能提供的模仿、借鉴、引进等效益也会出现变化，缩小与领先者之间“最后最小差距”举措策略最终需要我国一流大学自主探索。

（二）后现代化理论

后现代化理论是西方学者提出的一种社会发展理论。该理论认为，社会发展不是直线的，“没有一种趋势永远朝着一个方向发展。它最终会到达一个收益递减的转折点，现代化也不例外”。在理性主义和标准化程序的双轮驱动下，现代化社会带给人们较前工业社会更高的效率、更多的产品、更有保障的生活、更高的受教育水平和更长的寿命等等，但随着经济决定论的边际效用出现递减——“在经济匮乏条件下，经济因素发挥决定性作用，但当匮乏状况得到不断改善时，其他因素对社会的影响作用日益显现”——发达国家开始从现代化阶段转向后现代化阶段，这一时期，经济增长和经济成就虽然仍是社会的正面价值观，但其相对重要性正在衰退，人们的工作动机从重点强调收入最大化转移到工作乐趣和意义上来，社会“从强调经济效率、官僚权威以及科学理性这些标志现代化的特征转而重视更人性化的社会，为个体自由、多样化和自我表现提供更广阔的空间”。正如美国密歇根大学英格尔哈特所反复强调的，后现代主义价值观不仅没有否认现代化的重要意义，反而认为“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标志着发达工业社会中最安全的部分”，也就是说，后现代化实际上是人们因追求社会现代化而被抑制的“审美和人文关怀”等高级人文需求的复苏，是基于现代化进步之上的高级图景。

该理论之于讨论后追赶时代我国一流大学发展策略转变的意义在于，理性主义价值工具和标准化结果程序曾对激发我国一流大学活力产生明显积极意义，但如同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经济决定论会出现边际效用递减一样，来自外部认可的边际效益水平也会出现拐点，此时对大学发展至关重要的是对内部本体性使命价值——尊重大学特色、尊重教师和学生——的回归。

02

追赶期我国一流大学发展的主要特点

过去二三十年我国一流大学的快速发展，是国家整体性进入战略追赶期的一种体现、一个重要环节，来自政府层面的强大推力、保障，与大学自身的积极作为一起，共同形成了我国一流大学奋力追赶世界一流的强大力量；以精确数据呈现的世界大学排名，则为我国大学树立了清晰的建设目标画像。这一时期我国一流大学的发展有以下四方面主要特征。

（一）明显的非连续性发展特征

新世纪之前我国虽已建立了完整的高等教育体系，但无论是从与世界其他国家高等教育体系的竞争力相比，还是从服务和满足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上来说，相对规模小、办学能力不强是主要特征（详见表2）。随着“211工程”“985工程”“双一流”建设计划等重点建设项目的连续出台和组织实施，我国一流大学迅速改变了谨慎保守、着力向内的发展态势，以前所未有的主动，将发达国家的世界一流大学作为公开模仿学习的蓝本，“国际惯例” “通用规则”等顺理成章地成为各大学大刀阔斧改革的依据，转变办学观念、改革管理制度、提升教师素质等，成为这一时期与我国一流大学发展密切相关的各类政策文件、经验总结、战略规划中的高频词，“超常规发展”“跨越式发展”“有所为有所不为”等则成为统领各大学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发展规划、目标、思路、策略的指导思想。

表2 选择年份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基本情况表（单位：万人）

注：高等教育入学率指标系采用世界银行统计数据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1）（2011）（2023），https://www.stats.gov.cn/sj/ndsj/；世界银行集团，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SE.TER.ENRR?name_desc=false&view=chart.

（二）“引进”是支持我国一流大学快速发展的重要策略

与追赶型经济发展策略类似，在我国政府确立了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战略目标之后，“引进”便成为这一时期我国一流大学建设发展的关键性战术，其中尤以多种方式从世界一流大学引进各种层次类型拔尖人才的力度和影响为最大，另外各类管理制度规范（如教师聘任制度）、先进仪器设备、课程教材、人才培养项目及其质量标准等，也是各大学借鉴、参考、引进的重要内容。借助“引进”策略，教学、研究以及管理制度等各方面的“国际通用”标准、制度规范等在我国一流大学中快速落地，明显减少了我国一流大学与其他国家一流大学之间从外在形式到具体内容、从局部细节到全面过程等的差距。可以说，借助各种模仿、参考、借鉴、引进，我国一流大学在较短时间内实现了办学目标与办学理念的转变，完成了追求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目标的内外部动员；而各方面制度策略的完善配套，推动了目标与策略的统一。正是在这多重策略的综合加持下，我国各一流大学的办学实力和内外部影响得到快速提升。

（三）外部因素对我国一流大学建设影响显著

与世界大多数国家相比，政府在我国一流大学建设中承担了更多责任，从目标提出到路径安排、成效评估，从思想动员、资金筹集到模式选择、政策保障等不同方面，政府都是最大的责任承担者；与此同时，全球性大学排名则从同行竞争的角度，将我国各大学的实时建设发展成果，以简单数据方式，直接呈现于政府、社会及大学面前。因此，上对政府负责、外受社会检验，成为影响我国各一流大学目标设定、策略选择、发展模式确定等方面的重要动机因素，在追求应得权益和规避风险的双重逻辑之下，各大学的建设路径表现出高度的趋同化特征，外部因素较自发动机在我国各一流大学的快速发展中发挥了更为明显的作用。

（四）奖“高”罚“低”管理模式频繁运用

“要让某件事得以做成的最佳途径就是奖励人们，让他们依我们的想法行事。”在我国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初期，为追求相对有利的排名、评估等结果，各大学纷纷出台了多种奖优罚劣政策，其中的要点是对各种符合追求目标的行为（如发表高层次期刊论文、获得有显示度的奖励、获得学术职衔等）予以高力度的物质、精神奖励，而那些没有为相应指标作出贡献或者贡献不足的人则被施以限制晋升、毕业等反向性惩罚。一时间，不管是为了获得奖励，还是为了避免惩罚，发表“国际论文”、追求有高职衔师资，在国内各一流大学以管理制度改革、强化高水平师资队伍建设等名目下迅速蔓延，甚至在不同大学间形成对各种“优绩”奖励力度的攀比。在奖高/优、罚低/劣政策的双重影响下，发表国际论文、申请研究项目成为追赶时期我国一流大学重视研究价值的最重要标志。

总结来说，借助政府的强力支持特别是连续的高强度经费支持和政策环境，以及对其他国家世界一流大学现成制度经验的学习、人才与设备设施的引进等，我国一流大学从排名意义上快速缩小了与世界一流大学之间的差距（详见表3），部分顶尖大学已非常接近世界顶尖大学水平。与追赶前期相比，我国一流大学排名位次的提升速度将会明显下降，如清华大学自2020年进入前30强之后，5年内只提升了7位；其他各顶尖大学也会相继进入位次提升速度下降期——本质上也是追赶优势日趋丧失，从而进入位次提升瓶颈期的自然结果。如同后发国家在后发优势逐渐消失时需转化发展方式一样，伴随我国一流大学簇拥式迈入世界百强大学之列，我国一流大学逐渐进入与世界一流大学之间的“最后最小差距”期。根据后发优势理论，这“最后最小差距”通常也是最难逾越的差距。如何消除这一差距，成为后追赶时代我国一流大学建设发展的重点。

表3 我国6所进入前50名大学进步情况一览表

数据来源：https://www.shanghairanking.cn/rankings/arwu

03

后追赶时代我国一流大学的发展形势分析

得益于追赶期的快速发展，当前我国一流大学已经从办学观念、校园设施设备、高水平师资配备以及研究型大学校园文化建设等各方面，均拥有了不逊于甚至超过若干其他国家世界一流大学的基础条件，为后追赶时代我国一流大学的建设发展创造了非常有利的基础条件。但相比于追赶时代，后追赶时代我国一流大学的发展之路会遇到三个方面的新挑战。

一是人工智能时代的考验。呼啸而来的生成式人工智能以席卷一切的姿态，将我国一流大学置于与世界顶尖大学相同的起跑线上，这也是我国一流大学第一次在新技术革命到来之际站到了迎接挑战的最前方，因此这既是一次可能的超越机会，也给我国一流大学带来巨大压力——我国大学前面没有可以借鉴模仿的其他大学的经验教训，而必须与其他发达国家的一流大学一样，付出自己的摸索探路成本。这个过程可能是顺利的，也有可能会出现因方向不明而导致的路径反复；不过可以明确的是，不去亲自探索，一定不会有超越机会。

二是追赶期的非连续性发展和对引进模仿策略等的倚重，使我国一流大学具有明显的内部发展基础不均衡问题。仅从大学排名不同指标上的得分即可看出（详见表4），我国一流大学不同职能之间依然存在明显的“长短腿”不平衡现象。在20多年间所有入列ARWU前20名的26所世界顶尖大学中，除了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在“校友获奖”指标上没有得分以外，其他前20强大学再无零分指标，证明了世界顶尖大学的内部均衡性较我国一流大学有明显优势。而且对我国各一流大学来说，无论是“校友获奖”还是“教师获奖”，都较难通过前期颇为有效的“引进”策略来解决。

表4 2024年我国一流大学各排名指标得分情况分析

注：表格中括号里的数字为排名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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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追赶时期我国一流大学对排名结果的过分在意，一定程度上刺激大学内部出现了较为浓厚的绩效崇拜现象，奖高罚低的胡萝卜加大棒政策，虽然在短期内取得了明显成效，但本质上没有完全尊重大学内部的学术发展和人才成长规律，会对长期发展留下隐患。仍以排名得分为例，虽然我国部分一流大学从总分上非常接近世界顶尖大学，但部分核心指标的改善，如难以依靠引进策略一样，绩效奖励同样难以奏效。但因奖高罚低政策并不鼓励带有极大不确定性的原始创新，反而容易以数量大的相对平庸性成果干扰潜在的高质量研究，不利于真正的一流人才成长和一流成果产生。

当前各国世界一流大学已深度卷入国家间的科技、人才竞争，我国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也不只是以排名位次为根本目标，更要在前沿科技、高端人才培养和聚集等核心职能方面取得关键成就，这既是我国大学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应该承担的责任，更是作为中华民族为世界和人类作贡献的重要义务。从这个意义上说，转变前期较为简单粗犷的发展方式，在培养卓越学生、培养及聚集卓越教师方面花费更大精力，才是我国一流大学真正消除与世界顶尖大学之间“最后最小差距”的重要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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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追赶时代我国一流大学的发展策略选择

正如ARWU发起人刘念才教授曾说，世界一流大学可以有很多评价指标，“有些是可以量化的，比如说发表的论文、获得的诺贝尔奖等”；有些只能进行定性比较分析，“比如办学理念、校园文化、发展模式、战略规划、管理制度等”；还有一些则根本无法比较，“比如大学对自己国家和民族的贡献大小”；大学排名只是选取了部分可量化的指标。追赶时期的我国一流大学实现了多数可量化指标的追赶，少部分没有完成追赶的指标以及更重要的无法用排名指标衡量的部分，应该是后追赶时代我国一流大学建设发展的重点。为此，需要从更长远、更根本的大学使命角度，讨论我国一流大学发展的策略转变。

（一）转变发展观念

一是指追赶时期模仿、借鉴、引进的我国一流大学发展模式，在后追赶时代的边际效益水平已经显著降低，我国一流大学需要自主探索跨过与世界顶尖大学之间“最后最小差距”的发展路径。但这并不意味着后追赶时代我国一流大学就不需要对其他国家世界一流大学的经验借鉴、合作交流，乃至人才引进，而是指仅靠参考借鉴其他大学的经验做法，已经难以克服我国一流大学建设发展中的关键性困难——通过模仿、借鉴即能解决的问题，在追赶时代已经解决，比如关于一流大学与研究型大学的关系问题；而在追赶时代没有很好解决的一些问题，可能在其他世界一流大学中同样无解，比如研究型大学的研究与教学平衡问题；还有一些则是因新发展形势提出的新问题，比如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蓬勃而起，包括世界顶尖大学在内的全世界大学都在尝试、探索应对策略。以上两类问题的解决，需要后追赶时代的我国一流大学自己去探索尝试，“国际惯例”“通用规则”等出现频率可能较追赶时代会明显降低。

二是发展的主导力量从以获得外在性评价为主转变为以自我实现为主。直至20世纪90年代，我国大学较少出现于主要发达国家同行的视野，因此在我国开启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行动之初，获得国际同行认可尚是一个艰巨任务；全球性大学排名出现后，通过排名位次的快速提升，我国一流大学快速强势出现在世界同行面前，“中国”“中国大学”已成为新世纪世界高等教育界难以绕开的重要话题来源。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动计划取得了阶段性胜利。但我国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并不只要获得世界同行的认可，更为根本的目标是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充足的各类高素质创造性人才、前沿知识、核心技术以及创造性应用等各方面支撑，为谋求人类的和平繁荣和探索未知世界作贡献。虽然两类目标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但它们的终极指向明显不同，在现实中有孰先孰后、孰轻孰重的次生问题，并会实际影响我国一流大学的发展策略选择。比如在我国开启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行动之初，若干大学为了排名需要，过分强调国际论文；不论学科基础和长远发展目标，盲目引进各类有头衔的高级人才；不顾人才成长规律，杀鸡取卵式对待青年科技人才等等。这些做法策略，短期内帮助我国各大学较快获得各种外在性效益，但对长远发展目标可能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比如国际期刊撤稿、助长了研究中的浮躁风气、各类“内卷”式竞争等。当前我国若干一流大学已经跃过了依靠单一或部分指标就能显著提升排名位次的发展阶段，与世界顶尖大学的竞争更不在国际论文数量的继续增加上，从着重短期目标转向更注重关键性突破的长远目标，已成为我国一流大学能否真正跃升为世界顶尖大学的关键。

（二）探索以研究性学习为基础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蓬勃兴起的人工智能已经开始明显影响到一流大学的教学科研工作，当前我国一流大学与众多世界一流大学提出了大致类似的应对策略——在维持现有教学和研究各自相对独立的前提下，从教学和研究的不同角度，分别规范人工智能的使用。但目前多种进入运行阶段的人工智能工具，已具备超越传统的时空、语言、学科、行业等限制，从海量数据中精准获取数据、分析数据以及生成新数据等能力，在助力教师以更丰富的形式、素材呈现教学内容的同时，也给了学生探索更适合自己个性化需求学习方式的便利。我国一流大学拥有同龄人中具备最好知识储备和理论基础的大学生群体，他们的思维最活跃、最容易接受新事物，并具有很高的自我成就期待，愿意为学习付出更多努力。人工智能技术的出现，为我国一流大学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变革提供了契机。

200多年前，柏林大学通过教学研究相统一原则，促进教师将教和研究相统一、学生将学和研究相统一，将研究型大学中的知识学习与新知识探索结合在一起；100多年前杜威提出“做中学”理论，将个人的经验性知识纳入个人知识体系的构建中。当前在我国一流大学中普遍存在的项目化学习、情境式学习等多种类型的研究性学习，在促进大学生的深度学习和能力提升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较以往更凸显了一流大学的教育意义并“不在于记住很多事实，而是训练大脑会思考”，改革原来以知识体系为基础的一流大学人才培养方案，转向构建以研究为基础的创新人才培养体系，既符合大学教育教学规律，也更加顺应时代的需求。构建以研究为基础的创新人才培养体系的要点包括：（1）将研究性学习作为一流大学学生学习的基本方式，与以往相比，将大幅压缩陈述性知识的课堂学习时间，而将更多时间用在以学生为主体的有组织的研究性项目学习中；（2）构建以研究性学习项目为基本单元的培养方案，并根据学生知识积累和能力进阶的需要，重新编排组合教学内容和计划安排；（3）根据学习规律，从课程、专业核心知识体系以及学生能力发展等不同维度，组织设计具有连贯性、梯度性、可变性的研究性学习项目，从而使学生能够在好奇心及个人兴趣的驱动下，通过不间断的研究性项目探索，获得知识补充和能力提升；（4）教师通过组织设计研究性学习项目、指导监控学生研究性学习过程，把握对学生研究性学习的组织引导、参与、监督、评价。

构建以研究性学习为基础的一流大学人才培养模式，并不否认教师进行系统化教育教学的引导性作用，相反需要教师花费更多的时间精力将课程知识和学生基础与兴趣建立联系，最终以能够满足不同学生的基础与兴趣，激发他们好奇心的研究性学习体现出来。相较以往，这种模式下的教师角色完成了从台上向台下的转移。对于学生而言，在参与课程及学科的研究性项目学习中，则是更加体现学生是学习的主人，而不再是课堂教学和课后作业的被动参与者；更加重视学生学习和研究兴趣的持久性、延续性和延展性，以及个人的意志力和思维灵活性等；学生自由成长的空间更大。

（三）真正落实“以人为本”发展策略

一是我国一流大学当有成为培养和聚集世界高水平教师重要基地的战略雄心。相比追赶时期，我国一流大学更多是以高水平师资“引进”策略，完成对校内教师队伍的充实提高。比如时任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院士曾针对清华大学“与世界名校相比……世界知名的学术大师和学术领军人才偏少”的情况，明确要“把高水平的师资队伍建设作为学校人才工作的核心”，其中尤“以国际大师、学术领军人才等高端人才为重点”。虽说这一时期有些一流大学强调高水平师资队伍建设秉持培养与引进并重的原则，但实践中“引进”的策略性效应更明显。随着我国各一流大学高水平师资队伍建设情况的显著好转，以及美国专门针对我国实施的高层次人才限制，借力世界一流大学引进职业成熟期或准成熟期高层次师资的可行性和效应水平均显著下降，以育为主、用育结合，自主培养甚至兼顾为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提供高层次教师，是关系我国一流大学建设从追赶时代转向并行竞争甚至进入领先水平的显著标志。客观地说，后追赶时代的我国一流大学已具备了自主培养高层次师资的能力。2025年初有报道称，复旦大学该年在世界三大顶尖刊物（《自然》《科学》《细胞》）上已有6篇论文发表、4篇接收；而比发表更可喜的是这些成果的主要完成人“几乎都是80后、90后的青年科研主力，甚至还有些成果的第一作者是00后学生”；有学者感慨，“正是这么多年轻的‘最强大脑’聚在一起，才能玩转 AI4S（科学智能，全称为‘AI for Science’）”。不能培养聚集高水平师资的大学不能被称为一流大学，伴随我国一流大学从师资队伍、研究环境、基础设施等全面升级，更借助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我国一流大学具备了“弯道超车”的可能，给予“年轻人尤其是博士毕业5年内的青年英才攀登科学最高峰”所需要的各方面支持，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

二是真正落实培养引领人类未来和保障国家竞争力不断提高的高素质创新人才的根本使命。根据对部分培养和聚集了最多诺贝尔奖获得者的世界一流大学的分析发现，拥有最多获奖校友的大学和拥有最多获奖教师的大学高度重叠，而且这些大学无一例外均处于世界大学的顶尖位置（前10名）；另外，这6所大学几乎为全世界提供了全部获奖学者中17%的学士学位、28%的博士学位和16%的教授职位。这也意味着，后追赶时代我国一流大学不仅需要能培养出高创新力教师，而且要能培养出源源不断的高创新力学生，他们是真正引领人类未来发展方向和保障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人才。结合人工智能时代以研究为基础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改革，青年学生会相比教师更快、更有兴趣、也更有想象力地把握人工智能所能够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此时，借用怀特海所说的，“大学之所以存在不在于其传授给学生知识，也不在于其提供给教师研究机会，而在于其在‘富于想象’地探讨学问中把年轻人和老一辈人联合起来，由积极的想象所产生的激动气氛转化为知识。在这种气氛中，一件事实就不再是一件事实，而被赋予了不可言状的潜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教学和研究都不再是大学教师和学生不得不去接受的“任务”，而成为教师和学生在好奇心和追求更有价值工作驱动下的自主探索。

过去二三十年在政府层面的强力支持以及排名体系“狭隘的高等教育绩效和质量”标准的引导下，我国一流大学在一些可量化的重要指标方面取得了快速发展，但非连续的“蛙跳式”发展方式、模仿引进为主的发展策略，也让我国一流大学在追求快速发展过程中在意了某些方面、忽略了另外一些方面，影响了大学内部组织职能间的协调与平衡。如同“一个单独抽出的因素固有的有效性，从来无法真正按照这个因素与被考察的观点或实践之间的关联得到衡量，同样的因素，按照它被纳入的因素系统之不同，可能与不同的、有时甚至是相反的作用相连”。大学作为一个承载了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文化传承等多种使命的综合性机构，长期的过分偏重其中的部分因素必定会影响其长期的结构性平衡和长远发展潜力。因此，从追赶时代到后追赶时代，通过转变发展观念和策略，在补齐快速发展过程中因忽视某些重要功能所造成的发展短板基础上，寻找属于更适合自己的未来发展赛道，已成为消除我国一流大学与世界顶尖大学之间“最后最小差距”和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关键举措。

来源：《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26年02期（原文标题：后追赶时代我国一流大学发展模式探析）

作者：刘少雪，上海交通大学教育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理论、大学教育教学、中国高等教育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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